但就算我们承认：正权力是参与“不完全大公会议”的必需条件。教友间仍争辩有三个可能的答案，以应对这个反对意见。一方面，有些人认为：以“补足管辖权（supplied jurisdiction）”，主教就能参与；因为大公会议的权柄将直接来自基督，而不是来自大公会议之前或之外的权柄。另一方面，也有一些人追随梵二前某些神学家，认为主教藉着主教神品，并与教会保持圣统共融，而拥有一种普世性的管辖权。最后，还有一种立场认为：主教获得教会牧者的必要管辖权，是由于教宗（或教宗立法） 的默认且惯常的意愿（tacit and habitual will）；因为默认教宗不能怀有摧毁教会牧职的意愿，因此应推定为默认保证了延续牧职所必须的使命与权威。

​

本文将着重解释最后这一立场，因为它能终结关于本问题的一切争论。

​

为了正确理解这一立场，必须先理解以下几个基本要点：

​

a）历史上确实发生过：某些主教祝圣时没有教宗任命状，而这些主教，后来仍然获得了实际牧职。

​

b）传统派主教的牧职，并非针对某个既有教区的牧职；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牧职就是无效或不存在的。教区（diocese）乃是教会法的人定的可变制度；并不是天主神律的不可变制度。

​

​

a）历史的确实案例：主教祝圣时没有教宗任命状，后来获得了实际牧职

​

祝圣主教必须有教宗的任命，这项广为人知的教会法律规定，在普世范围内至少可追溯至教宗额我略七世的改革。此外，还有一个不同的历史案例，与近代的吴廷俶主教、马歇尔·勒菲弗总主教，以及另外几位所作的非常相似。我们说的是萨摩撒塔的圣欧瑟伯（Eusebius of Samosata）。他曾给多个遭受亚略异端迫害的教区，任命并祝圣司铎和名义主教，但他对这些教区没有任何管辖权。他的所作所为不仅没有被视为裂教，反而受到全体教友的极大赞扬；因为许多教区得以保存，要归功于圣欧瑟伯。我们可以引用弗勒里神父（Fleury）（Argenteuil修院长兼国王的告解神师）在其《教会史》（Ecclesiastical History）中，对圣欧瑟伯的记述：

“萨摩撒塔的圣欧瑟伯从流放中回来以后，在许多地方设立了主教；不管是由于他的年龄、德行，以及为信德受苦而来的权柄，还是通过他促成的主教祝圣，把神权授给了他们。因此，他在巴尔哈亚（Barhaea）设立了阿加提乌（Acatius）；此人当时极负盛名，曾在阿斯特里乌（Asterius）门下过修道生活，而阿斯特里乌则是圣尤利安·撒巴斯（St. Julian Sabas）的弟子。阿加提乌在担任主教的58年间，继续保持同样的德行生活。他的屋门始终向所有人敞开，什么时候都能找他说话，就算在他吃饭时候，或晚上把他从睡觉中叫醒，他毫不害怕有人见证他最隐私的事；圣欧瑟伯也任命了著名苦修者狄奥多图（Theodotus）为希拉波利（Hierapolis）主教，又任命了加采斯（Chalcis）的欧瑟伯以及居鲁士（Cyrus）的依西多禄（Isidore）——二人极具热忱与卓越德行；在厄德撒（Edessa），他祝圣了曾被流放至埃及的圣欧罗吉乌（Eulogius）；因为圣巴尔瑟（Barse）早已去世。欧罗吉乌随后又将其劳苦与流放中的同伴普罗托革涅（Protogenes）祝圣为主教，并派遣他前往卡雷（Carrhae）传扬圣教。圣欧瑟伯最后，在叙利亚一座受亚略主义污染的小城——多利卡（Dolicha）祝圣了玛利斯（Maris）为当地主教；此人德行卓越，品格高尚。然而，当圣欧瑟伯进城时，一名亚略派妇女从屋顶投下一块瓦片，击碎了他的头骨；他不久之后便因此去世。在临终前，他要求在场之人发誓，不得迫害那名妇女。这便是萨摩撒塔的圣欧瑟伯的结局，被教会列品为致命圣人，立六月二十一日为瞻礼。他的侄子安提约古（Antiochus）继承了他的主教职务；此人曾在其流放期间陪同他前往色雷斯，自己也曾被流放至亚美尼亚。” [9]

​

Montrouzier神父用神学与教会法的术语解释说：

“历史以赞扬的语气记载了萨摩撒塔主教，圣欧瑟伯的事迹：在亚略异端的迫害时期，他走遍各教会，为它们提供忠贞的司铎与牧者（参见下一段）。然而，要赞扬这种行为，并不需要归因于一种从未存在过的所谓特别授权。只需指出：藉着团结所有教会肢体的爱德，主教间彼此有互相援助的责任，在无法预见的紧急状况下，他们能合理地推定罗马教宗的赞同。因为，在我们看来，显然的，宗徒牧职受到威胁时，不仅能，而且必须要马上祝圣至少一位主教，以有效地保持基督信仰。但这是凭什么权利而行动呢？是凭一种为极端情形而赋予的普世管辖权吗？不是。他们唯一所依据的，只是罗马教宗的推定赞同；他们如智者样，理解了教宗的意向。” [10]

​

Montrouzier神父所给出的这一解释，与我们当前的处境极为相关。显而易见，在历史重大危机时期中，忠贞主教必须继续教会的使命；而同样显而易见的是：这种延续，正是每一位合法教宗的默示同意。所以很明显，适用于萨摩撒塔的圣欧瑟伯的，也同样能适用于吴廷俶主教、马歇尔·勒菲弗总主教，以及另外几位所作的，并且也适用于那些今日未来继续教会使命者。

​

​

b）教区牧职不是天主神律定的，而是教会法发展的结果，是可以改变的

这是最基本、最明显的一点。众所周知，教区经常设立、扩大，或被废除等。换言之，教区是教会的一个纯偶性（accidental）元素，可以随着环境而调整与改变。显然，身处我们当今局面，可以合理推定：为牧职有效运作，教宗法律默示（tacitly）允许必要的调整。

​

此外，还必须指出：教会并非始终都有明确的驻所地域划分。

​

《天主教百科全书》（Catholic Encyclopedia）的“教区”的词条，有如下说明：

“无法确定早期教会依据什么规则，划定每位主教行使权柄的驻所地范围……” [11]

“在基督信仰早期，主教驻所地的精确界限，无法引起太大关注，因为这没有可实施性。” [12]

​

所以当下反对传统派主教履行牧权的那些意见，我们认为不重要。事实上：传统派主教们管理并教导特定羊群的方式，是很稳固的；他们并不是某些人错误暗示的那种“模糊的”或“纯圣事的”主教。我们经常看到：不断有教堂、修院、祈祷所与传教点建起；错误被正式弃绝；等等。换句话说，这些都属于外场管辖权的法律领域；这些行为，不能仅诉诸于一种“个案补足管辖权”来解释，因为我们所谈论的，是一种稳定且恒常的方式。

​

我们的意思是：传统派主教的牧职，乃是一个清楚而明显的事实；任何稍微了解传统派教士的工作内容的人，都不能否认这个严肃的事实。

​

所有这些行为，始终都是在某位主教的同意之下，稳定地实施中；若没有这样的同意，则根本不可能进行。因此，我们才说：这些职务，依然真正属于他们。

​

​

结论

​

Van Noort蒙席在这一问题上提出了一个重要原则：

“改变教会的体制是一回事；而在特殊情况下，以特殊方式加以补救，则完全是另一回事。” [13]

​

这里从未谈论要改变教会的体制：毫无疑问，教会管辖权的来源乃是最高教宗。但是，更具体地说，也必须记住：管辖权是藉着教宗的意志而获得的，而不必需藉着书面授权。在特殊的紧急情况下，现今的圣统制能推定教宗的意志；因为每一位被合法设立的主教，其内在职责本就是确保圣教延续和广扬，并维护教会一切必要的属性与功能。

​

你可以称之为“正权力”、“恒常管辖权”（habitual jurisdiction），或任何你愿意的名称。重点是：合法化传统派主教为教会牧者的必需管辖权，今天依然存在；而这也解释了：为何他们必须依天主法律，被视为“不完全大公会议”的成员。